《彖传》《小象传》《大象传》当作于战国前期（象传与彖传）

《彖传》《小象传》《大象传》当作于战国前期

《易传》著作年代再考辨

通过以上对几位学者观点的引述，可以看出《易传》基本上作于战国时期，非一人一时之作，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在《易传》著作年代的分期上，在七种《易传》出现的先后顺序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考证《易传》的著作年代与先后顺序，既要重视外证，即与其他战国文献的比较研究，从而确定《易传》出现的大致时代；又要重视内证，即七种《易传》之间的比较研究。《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过程，既是一个不断发掘《易经》体系所蕴含的义理的过程，也是对《易经》象数化的认识与构建过程。《易传》对《易经》的这种象数化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在解《易》体例、行文特色上也有着相互借鉴的地方。仔细分析《易传》各篇的同异之处，也有利于我们对《易传》形成年代的认识。内证与外证的结合，应当是我们研究《易传》先后年代的依据。循着这一思路研究下去，笔者的观点是：《彖传》《小象传》《大象传》当为最早，三者当成书于战国前期;次之为《文言》《系辞》，二者当成书于战国中期；《说卦》《序卦》《杂卦》则基本上成书于战国中晚期。下面具体论述之。

《彖传》《小象传》《大象传》当作于战国前期

《彖传》是专门对卦名和卦辞的解释，《小象传》是专门对爻辞的解释。对《易经》的研究，必然首先从探讨卦爻辞的特点和意义开始，然后才能展开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一卦的总义、八卦所取的各种物象等一系列问题。后人囿于《象传》之名，将《小象传》和《大象传》放在一起、划归一类，并以之与《彖传》比较，这种分类是很不妥当的。李镜池已经指出：《彖传》与《小象传》相类，是注重卦爻之位的；而《大象传》则是提出卦之意义的。®我们从解《易》体例、行文特色等因素考虑，_当将《彖传》《小象传》视为年代相近的解《易》著作。在七种《易传》中，《彖传》《小象传》当是最早成书的。世人囿于司马迁《史记》中孔子作《易传》以及孔子易学传承关系的记述，或将《易传》归为孔子作，或将《易传》归为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所作，实际上都是待商榷的。

笔者认为，就《彖传》《小象传》来说，其当出于世代传《易》的策人史官之手，而不应将其视为儒家学者的文献。一是《彖传》《小象传》仍具有天下未分的王官之学的气象。如《乾•彖传》“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坤•彖传》“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屯•彖传》“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师•彖传》“能以众正”“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履•象传》“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泰•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豫•彖传》“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观•彖传》“中正以观天下”，《贲•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复•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颐•彖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坎•彖传》“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离•彖传》“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咸•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彖传》“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大壮•彖传》“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家人•彖传》“正家，而天下定矣”，《睽•彖传》“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益•彖传》“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姤•彖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革•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渐•彖传》“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归妹•彖传》“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丰•彖传》“宜照天下也”，《节•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中孚•彖传》“说而巽，孚乃化邦也”之语等，《彖传》作者在解释卦义的时候，几乎每卦都引申到圣王治天下之道上去，具有浓郁的王官之学的文化气象和史官文化特色。

二是《彖传》《小象传》解《易》时，总要敷衍出卦爻辞，于此既可见二者的一致性，又说明其作者恪守解《易》体例，这体现了史官世代传《易》的特色。且其文中体现出较浓的天命意识，与儒家思想不太相合。如《谦•彖传》“鬼神害盈而福谦”，《临•六二•小象》“‘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观•彖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无妄•彖传》“天命不祐，行矣哉”，《萃•彖传》“‘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震•彖传》“‘震惊百里’，惊远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损•六五•小象》“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娠•九五•小象》“‘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困•九五•小象》“‘利用祭祀’，受福也”之语等。

三是《彖传》《小象传》虽阐发卦爻辞的道德意义，但推其源头，并不是顺承孔子之教。我们知道，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但《彖传》无一个“仁”字，而《小象传》“仁”字仅一见，《复•六二•小象》：“‘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按《咸•彖传》曰“男下女”，《屯•初九•小象》曰“以贵下贱”，“下仁”不可解，疑当为“下人”，即下于人，六二下于初九。如果《彖传》《小象传》是孔门《易》教，关于孔子“仁”的思想，岂可轻易放过？《彖传》《小象传》中关于修身行事原则的阐发，与《左传》《周礼》的风格有一致性，此亦证明其当出自于世代传《易》的史官之手。

四是其所提出的解释《易经》卦爻辞的“爻位说”，是《易经》象数学的重大发展，若没有长期的蓍占实践与经验总结，绝无提出的可能。前面已述，在春秋时期的易学研究与运用中，还没有产生以“初、二、

三、四、五、上”与“九、六”组合表示爻题的观念，但由蔡墨所言“《乾》之《妮》、《乾》之《同人》、《乾》之《大有》”的顺序，可以看出春秋时人已有《易》卦爻画自下往上数的观念。随着人们对《易经》六十四卦象数体系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占筮中频繁出现的“卦变”现象，必然使人们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卦爻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上来。我们无从知道是谁首先给卦爻标上爻题，但可推知爻题出现的大概时间，当在春秋战国之际。此一时期的天下政治和社会阶层发生着剧烈而迅猛的变动，上至天子诸侯，中至卿大夫士，下至黎民百姓，皆需要在不断转型的社会中与时俱进、端正心态、站对位置，以免被社会潮流所淘汰，并力求勇立潮头，在那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显身手。《彖》《小象》“爻位说”解《易》体例的提出，正是在易学领域内对这一时代思潮的回应。

《乾•彖》：“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明确提出易卦的“六位说”，即视一卦之六画为六位，自下而上分别为初、二、三、

四、五、上位。对于构成一卦之六爻，则于爻的自然属性之外又引申出爻的德性意义，阳爻称“刚”，阴爻称“柔”，从而形成了爻的“刚柔说”。古人很早就将“刚柔”视为人的两种德性或者处理问题的两种方法，如《尚书•洪范》曰：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

道家创始人老子则格外推崇柔之道，《老子》曰：专气至柔，能婴儿乎？（十章）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一般情况下，人们推崇的是刚柔相济之道，如《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之言：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倶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

《彖》《小象》的作者将刚柔概念运用到对《易经》“爻”的定义上，以之来解释卦爻辞。《屯•彖》：“屯，刚柔始交而难生。”朱熹《周易本义》：“‘始交’，谓震；‘难生’，谓坎c；’②是说乾之阳爻与坤之阴交初次相交而得震卦，可见刚柔是指阳爻和阴爻。再如《师•彖》：“刚中而应”，“刚”是指九二阳爻。又如《否•彖》：“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否》卦坤下乾上，《彖》以“内”指称下经卦，以“外”指称上经卦，“内柔”是指下经卦全是阴爻，“外刚”是指上经卦全是阳爻。《小象》言“刚柔”与《彖》一致，如《蒙•九二•小象》：“‘子克家’，刚柔接也”，“刚柔”指九二与初六。再如《豫•六五•小象》：“‘六五贞疾’，乘刚也”，六五所乘之“刚”为九四。又如《妮•初六•小象》：“‘系于金柅’，柔道牵也”，“柔”指初六。总之，《彖》《小象》凡言“刚柔”，皆是指阳爻阴爻。这既为解释《易经》开辟了新路，也体现了战国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