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策”是蓍草特殊的名称，凡是一根蓍草，就叫作一策。乾、奇、阳的策数，是二百一十有六。根据占筮方法运算到最后，得出四个可能的数。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合计共三十六策，三十六策用四来除得九，那就叫作“老阳之数”。但这个老阳之数“九”，在揲蓍求卦的过程中，实际它是三十六策。因此，阳爻的老阳策数就是三十六。每一爻是三十六,六画的乾卦是六爻，六爻乘三十六，就是二百一十六策。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而老阴的策数，运算得出来的数据是二十四。如果二十四乘六，那就是一百四十四策。
“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天地之数的混合，就是二一六加一四四，正是三百六十。因此，他说“凡”，这个“凡”就是总计，总计天地之数是三百六十。我们已经说过，如果用真正的一年，即二十四节气来计算，它应是三百六十六日不足，只是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二，古代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三百六十六”这个数据，是《尚书•尧典》上说的。《书经》是记载中国远古至周初历史的五经之一，它的第一篇是《尧典》，记载了帝尧治理国家的法则。有关古天文历法，《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旬”是十天，意思是一周年就是三百六十六日。可能最初的计算数据不准确，所以得出三百六十六日。如果我们用月亮即朔闰历来计算，一周年就是三百五十四日有余。三百六十六日多了，而三百五十四日又少了，将这两个数据平均，就是三百六十。这就是中国说一年是三百六十日的原因之所在。甚至后来最严谨的天文历法的运算，也是以三百六十作为周天的。这里说天地的策数，就等如一年的日子。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天地的策数，背后是以天文历法为根据的。
“当期之日”，“当”就是正当、相当于。这个“期”字，就是指真正的一年。一周年，就叫作一个“期”。
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
关于“大衍之数”，通行本《周易•系辞传》为“大衍之数五十”。京房为之解释说：“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这是以日、辰、宿之数来解释。马融说：“《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这种说法是将北辰、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凑成五十。荀爽说:“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这是以卦爻拼数来解释五十之说。郑玄认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便得出五十。王弼则以为：“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等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朱熹《本义》说：“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h而得之。”这个解释也不对。
我认为，通行本《系辞传》“大衍之数五十”一句有阙文，原文应是“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后来在传抄过程中脱失了“有五”二字。事实非常明显，上文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一大段文字，正是为这个“大衍之数”所做的说明。即于数来说，这个“五十有五”是天地之数；于蓍来说，这个“五十有五”是“大衍”之数。否则此“五十”为无据，而前面一大段文字为剩语，此必无之事。正因为“大衍之数”即是能够“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的“天地之数”，也就是五个天数与五个地数的总和，所以，它应该是“五十有五”，而不是“五十”。
对这个问题，我在1939年写的《易通》一书，就已经阐述了，并指出汉魏唐宋诸《易》家所释“大衍之数五十”之非。当时曾得到高亨先生认同。但时至今日，海内谈《易》之书如汗牛充栋，而“大衍之数五十”之误却仍然如故。尽管我于1956年又写成《易论》，1985年写成《说易》，1987年写出《周易讲座》，1989年写出《周易全解》等论文或书，都曾反复予以指明，但识得此误者仍是寥若晨星，因此，本书只好再次予以说明。
好在我的学生在这个问题的发掘上，有了新的进展。他们在古书中发现识得“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者，不自我始。
我的学生郭守信（现为辽海出版社编审），在1986年整理《八旗文经》一书时，就见到清人有识得“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者。如纳兰成德在《易九六爻大衍数解》文中就曾说过：“又如，‘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曰：‘数所赖者五十。’又曰：‘非数而数以之成。’是说也，予尤疑之。夫数贵一定，而曰‘所赖五十’、‘非数而数’，不大诞谬哉？尝深思而断之曰：此脱文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数正五十有五，故乾坤之策始终此数。《系辞》明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五十有五岂不显然？而何独于此，灭其五数，以另为起例哉？”
从我学习过的另一学生郭鸿林（现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则于清人书中得知宋人陆秉也有关于“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的解说。其文为：“陆秉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然后揲蓍而六爻焉。如京房、马季长、郑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为脱文，而妄为之说，谓‘所赖五十’，殊无证据；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此语尤诞。且《系辞》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岂不显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终无非五十有五数也。”郭鸿林就此曾撰写《评宋人陆秉对〈周易〉“大衍之数”的解说》一文，发表于《周易研究》1992年第1期上。
而郭守信在这个问题上于清人宋人的解说，意犹不足，又穷索古书，有幸于史籍中查找到明言“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之文者。如《旧唐书•礼仪志二》载唐高宗就明堂规制所下的诏书中，就有“堂心八柱，各长五十五尺。按《河图》，八柱承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耸兹八柱，承彼九间，数该大衍之规，形符立极之制”之文和“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拟大《易》之嘉数，通惟神之至赜，道合万象，理贯三才”之文。这一篇诏书中关于明堂之制涉及的数字，有依《河图》者，有依《周易》者，有依《尚书》者，有依《月令》者，有依《周礼》者，有依《汉书》者，有依《道德经》者，有依《礼记》者，有依《史记》者，有依《文子》者，有依《庄子》者，有依《淮南子》者，等等，用意是在说明明堂规制数出必须有据，以为国典，则拟诏之人断不敢误写。是隋唐之时，必有“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的《周易》传本存在，且为官方所本。这于《通典》卷四十四于“堂心八柱，长五十五尺”句下杜佑注“按《河图》八柱承天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以为柱之长也”和“四檐去地五十五尺”句下杜佑注“大衍之数五十五”，可以得到证明。因而撰写了《周易大衍之数五十有五辨》一文，为《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刊发。
我的学生陈恩林（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在这个问题上还做了通检，对自汉魏以来诸《易》学名家对“大衍之数”的解说进行了全面的评析。1997年为第三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讨论会撰写了《关于〈周易〉“大衍之数”的问题》论文，由《中国哲学史》杂志刊载于1998年第3期上。该文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证：其一是论证了“大衍之数”就是天地之数，指明了今通行本《系辞传》所说的“大衍之数五十”实为“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之误；其二是论证了汉魏以来多数《易》学家，如汉郑玄、魏王弼、三国姚信、董遇、庾翻、唐崔憬、李鼎祚等人也是承认“大衍之数”是承“天地之数”而来，从而使京房、马融、荀爽以及朱熹的穿凿之说不攻自破。论证坚实，证据确凿，不可更易。至此，还“大衍之数”为“五十有五”可成定论。及门诸君的努力，使我暮年心喜，叹为后继有人，故附记于此，与读者共享之。
“其用四十有九”，是说占筮的时候只用四t九根蓍草。为什么这样做呢？过去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姚信、董遇、王弼、朱熹、姚配中等曾作过种种解释，但他们或牵强附会《图》、《书》，或杂以《老》、《庄》，或凭臆穿凿，皆毫无根据。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深意。用四十九根蓍草，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之后，能得出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字。如果五十五根蓍草全用，就不能得出七、八、九、六这四个数字，就无法成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