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彖传》与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与易经有何关联）

《周易·彖传》与中庸之道

《周易·彖传》与中庸之道《彖传》是《周易大传》即《易传》十篇之一，其与《周易》经文相杂，位于经文之《象》辞之前。然而，《彖传》究系何人所作？自古及今向无定说。就其内容及文辞来看，《彖传》之言多据《说卦》与《象传》而发，故《彖传》之成必当在《说卦》与《象传》之后。据笔者看来，《说卦》成之于西周至春秋间筮官之手，［1］《象传》则可能出于春秋战国之际之曾子之笔。［2］以此而言，晚于《说卦》与《象传》之《彖传》当在孔子、曾子之后才比较合乎情理。笔者以为，《彖传》之成，很可能与孔子之孙曾子之弟子子思有关。现就其理由陈述如下，惟望专家同好赐教。

一，《彖传》释《易》文辞之特点

彖者，裁也。引申为断，即裁断。所谓“彖传”即裁断《周易》六十四卦卦义之文辞。从文本《周易》看，《彖传》释《易》有如下特点：

其一，《彖传》以《说卦》之义裁断《周易》六十四卦之义。《说卦》是《周易大传》之一篇，其主旨是专门论说《周易》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所象征之事物及其性质的文辞。据《说卦》之义，《周易》八卦之《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乾》为阳，《坤》为阴。［3］（以下凡引《周易》者不再作注）而八卦两两相重组成六十四卦。据此，《彖传》便以《说卦》之义裁断六十四卦之义。诸如，《蒙》卦，《彖传》言：“蒙，山下有险。”何言《蒙》“山下有险”？这是因为，《蒙》卦是由《坎》、《艮》两经卦组成，其卦体为下坎上艮。据《说卦》称，坎为水、为险，艮为山、为阻，故言“蒙，山下有险”。又如，《需》卦，《彖传》言：“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险。”这是因为，《需》卦是由《乾》、《坎》两经卦组成，其卦体为下乾上坎。以《说卦》所称，乾健也，坎险也，故险在前也。由于乾健处下居内，故“刚健而不险”。再如《泰》卦，《彖传》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这是因为，《泰》卦是由《乾》、《坤》两经卦组成，其卦体为乾下坤上，乾内坤外。以《说卦》所称之乾为阳，坤为阴，乾健也，坤顺也看，《泰》卦当为“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刚外柔”如此等等。就整个《彖传》裁断六十四卦之卦义来看，均以《说卦》之义为据。唯《乾》、《坤》两卦，《彖传》未明言其卦体及其性质，而是直述其义。如《乾》卦，《彖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坤》卦亦是如此。这是因为，《乾》、《坤》两卦分别为两经卦自身相重，其性质《说卦》己有明确说明，即乾，天也；坤，地也。乾，健也；坤，顺也。所以，要理解《彖传》之义必先了解《说卦》，不了解《说卦》便不可能理解《彖传》之义。

其二，《彖传》以《象传》之义裁断《周易》六十四卦之义。《象传》是依据《周易》六十四卦所象征的事物而直接推阐出《周易》六十四卦之义理的文辞。《象传》有《大象传》和《小象传》，《大象传》是针对六十四卦之卦象，运用简要的文辞阐发六十四卦各卦之义。诸如《乾》卦，《大象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如《坤》卦，《大象传》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小象传》则是针对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之爻象简括其义。《大象传》之成早于《小象传》，非一人一时之作。《彖传》以《象传》之义裁断六十四卦之义主要是指《大象传》。诸如《坤》卦，《大象传》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彖传·坤》则言：“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如《鼎》卦，《大象传》言：“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彖传·鼎》则言：“鼎，象也，以木巽火，……”再如《晋》卦，《大象传》言：“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彖传·晋》则言：“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彖传》之文与《大象传》有关。有鉴于此，可以断定，《彖传》之成当在《说卦传》与《大象传》之后，它是在《说卦传》与《大象传》的基础上对《周易》六十四卦的进一步阐释。

然而，统观《彖传》之文，其与《说卦传》及《大象传》的区别即不同点却在于它超出了《说卦传》与《大象传》而充分揭示了《周易》的“尚中”意识，这是《说卦传》与《大象传》所不具有的，从而使《彖传》在《周易大传》中独具风格，显示出了它对《周易》的独到领悟。事实上，《周易》虽然具有浓厚的尚中意识，然而，《周易古经》中却没有“中”之概念，其“尚中”意识则是通过《彖传》及《小象传》得以揭示的。诸如“时中”、“正中”、“中正”、“刚中”、“得中”“行中”、“中行”、“居中”等等。如言：“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彖传·需》）“利见大人，尚中正也。”（《彖传·讼》）“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彖传·师》）“刚中而志行，乃亨。”（《彖传·小畜》）故，“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彖传·同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彖传·临》）如此等等，这就使得《周易》的“尚中”观念在《彖传》和《小象传》中得到了明确的揭示和张显。以此而言，《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必出于同一作者，其共同点都是贯串了《周易古经》的“尚中”理念。由此可见，张显“尚中”观念是《彖传》与《小象传》区别于《周易大传》其他各篇的显著特点。

二、《彖传》与《中庸》之相似处

在《周易·彖传》与《礼记·中庸》问世之前，“中”字尽管已散见于先秦典籍之中，除殷墟甲骨文以外，就文献资料来看，“中”字最早见之于《尚书》。《盘庚》有“各设中于乃心”。《召诰》有“玉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4］对这些“中”字，近人多有解说，有言“中正”者，有言“正道”者，等等。对此，笔者以为拟有拔高之嫌。一般而言，远古典籍中之“中”大体有二义，一为内，与外相对。一为方位，即位居中央。故，许慎《说文解字》言：“中，内也。”［5］《汉语大字典》言：“方位在中央。”后来才逐渐赋予了“中正”、“中道”之义。诸如《周礼·地官·大司徒》言：“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6］而此“教之中”之“中”，我们只能将其理解为“中正”之义，即遵守、符合一定的规范或要求，而并未形成明确的“中正”、“中道”之概念。春秋战国之际，“中”才逐步上升到哲学层面，具有了哲学意义。也就是说开始摆脱了内外、方位的原始意义。诸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7］唐孔颖达释“天地之中”为“中和之气”。［8］这可以说“中”已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所以，孔子提出“中庸”说。《论语·雍也》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9］（以下引《论语》者不再作注）据《论语》的相关材料可证，孔子的“中庸”即为“执其两端”，“过忧不及”。这又使“中”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孔子以“中庸之道”要求自已。在待人上，他主张“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论语·述而》）在做事上，他主张“三思而后行”。（《论语·宪问》）在评品人物上，他主张“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在交友上，他主张“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在治国上，他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在对待生死问题上，他主张“见危授命”、“危帮不入”。（《论语·先进》在对待鬼神问题上，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为政》）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孔子之中庸乃无过无不及。所以，孔子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春秋未期的《老子》也多言“中”，诸如，“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五章》）“道，中而用之，或不盈。”［10］（《老子四章》）可见，《老子》的“中”谓“守中致和”。然而，不论从孔子看，亦或是从《老子》看，都对“中”没有过多的介说。而孔、老之所以崇中、尚中，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因于春秋以来的“尚中”观念，更重要的是受到《周易》的启迪。正因为如此，孔、老多言“中”。正是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中庸》与《彖传》及《小象传》从哲学高度给“中”以明确的介定。

从《中庸》看，《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以下引《中庸》者不再作注）又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就把“中”提到了宇宙法则的高度。而且将其规定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从《彖传》和《小象传》看，“中”字出现一百多次，亦作为宇宙大道及人们的行为规范加以倡导。诸如《彖传》言：“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小过》）“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节》）“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鼎》）“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升》）“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女后》）“中正有庆。”（《益》）“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妄》）“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小象传》亦言：“中以行正也。”（《未济》）“中有庆也。”（《困》）“中行无咎。”（《央》）“中无尤也。”（《大畜》）故“中以为志也。”（《损》）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彖传》及《小象传》广言其“中”，实与《中庸》具有相似处。《中庸》将“中”看作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道。而《彖传》将“中”看作是天之命也，天之道也。可见，《中庸》与《彖传》及《小象传》都是把“中”看成是宇宙大道，立身之本。《中庸》强调“中”的规范性，如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恪守道德礼义规范，做到言行举止有节有度，无所偏倚，无所偏废。而《彖传》及《小象传》亦是如此，反复强调“中行”“中正”，认为“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同样重视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以中正为德，以中行为用。当然，《中庸》与《彖传》及《小象传》论“中”亦互有侧重。《中庸》主要是从宇宙本体的角度论“中”，从而为“中”寻找哲学的终极根据。故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何谓之道？道者诚也。“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而《彖传》及《小象传》则主要是从功用角度论“中”，从而揭示“中”的效用价值。诸如，“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未济·九二·象》）“七日得，以中道也。”（《既济·六二·象》）“甘节之吉，居位中也。”（《节·九五·象》）“艮其辅，以中正也。”（《艮·六五·象》）“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困·九五·象》）等等，为人们展示出了持“中”则吉的道理。

勿庸置疑，《中庸》与《彖传》及《小象》必为同一作者所为。

三、从《中庸》看《彖传》之作者

《彖传》及《小象传》之作者，如上所言，自古及今向无定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文言》、《说卦》，读《易》韦编三绝。”［12］（以下引《史记》者不再作注）认定《彖传》等《易传》十篇为孔子所作。但今学术界多数学人不予认可。然而，司马迁在同篇所言之“子思作《中庸》”却为学术界普遍认同。子思何以作《中庸》？宋朱熹言：“《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13］（《四书章句序》）《孔丛子·居卫》亦载：“……子思既免，曰：‘文王厄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14］子思者，孔子之孙曾子之弟子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孟子·离娄下》言：“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15］笔者以为，子思是孔子、曾子后之大儒。宋二程、朱熹对此都有明确肯定：“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16］（《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17］（《朱子语类》）子思不仅作《中庸》以传儒道，据今人郭沂先生考证：《礼记》中之《缁衣》、《表记》、《坊记》诸篇“都笔录于子思，出自子思书”。［18］这说明子思当为孔子、曾子之后的一代有影响的儒学大家。故《韩非子·显学》特将“子思之儒”［19］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予以提名。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子思极有可能作《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当然，这不只是因为《中庸》与《周易》之《彖传》及《小象传》在内容、思想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处和一致处，更重要的是子思具有作《彖传》与《小象传》之可能性。

首先，子思作为孔子之孙，他有可能完成孔子的未尽之事。《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之说。《论语·述而》亦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无大过矣。’”之感叹。而且，孔子也曾引《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之文句用以论理，首开了思想史上引《易》论理之先风。可见，治《易》不仅是孔子晚年的重要学术活动，而且也是孔子终生未尽之撼事，这不可能不对其孙子思产生影响。事实上，孔子在世时与子思朝夕相处，耳提面命。《孔丛子·记问》有言：“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20］可以看出，孔子与子思经常在一起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据郭沂先生考证，孔子死时子思已年十六岁，［21］他应该是深明孔子之意的。所以，子思完全有可能继承孔子的未尽之事而作《周易》之《彖传》和《小象传》。

其次，孔子之后，儒门正宗为曾子。曾子名参，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之《论语》就是在曾子的主持下由其门人编辑而成的。故《论语》中凡言及曾参者无一不呼之曰“子”。《大戴礼记》之《曾子十篇》即为曾子之遗文。据笔者看来，《周易》之《大象传》即为曾子所作。（参见笔者撰《〈周易·象传〉与曾子》）那么，作为曾子弟子之子思，他也极有可能在曾子《大象传》的基础上延续曾子之事而再作《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以明《周易》之义。

其三，从《礼记》中的《缁衣》、《表记》、《坊记》等篇看，其有多处引《易》文句，且均为《周易古经》之经文。诸如，《坊记》引《既济》卦九五爻辞言：“《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祭实受其福。”［22］（以下引《礼记》者不再作注）又引《无妄》卦六二爻辞言：“《易》曰：不耕获，不甾畲，凶。”《表记》引《大畜》卦辞言：“《易》曰：不家食，吉。”又引《蛊》卦上九爻辞言：“《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缁衣》引《恒》卦九三爻辞言：“《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又引《恒》卦六五爻辞言“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如此等等。可见，子思对《周易》经文并不陌生。他完全有可能作《彖传》及《小象传》以阐发和揭示《周易》古经之义。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周易》之《彖传》与《小象传》必当为子思所作，或曰其成至少与子思有关。

彖:卦辞古代称为“彖”。彖者，断也，断定一卦的宗旨。《彖》曰：是说卦辞这么讲是什么意思，是断定一卦的卦德。

1.《乾》彖辞：元亨利贞。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亨”）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利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大哉乾！对应《坤》卦的“至哉坤！”乾这里是指“天”。白话：伟大的天。接下去是“元亨利贞”的具体解释。

“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万物有始，都是天的功劳。当然光有始还是不能够使万物生长。

“亨”：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天的另一个功用是“亨”，亨就是使万物亨通，自由生长。天的功劳：行云降雨，普润万物，万物生长其形体。太阳升起又落下，让人辨别“东西南北上下”六位。

“利贞”：利，利物。贞，正也。四季有序从不紊乱这是天的正。天道变化，四季有序，万物各正其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各正性命：例如人可以活80岁，草一年便枯萎，青蛙只知道一年有两季，见不到结冰。这便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是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风调雨顺是为太和。“首出庶物”庶，众也。庶物，各种各样的事物。万国咸宁：咸，皆。因为风调雨顺所以万国安宁。这里的中心思想是：天有四德，而且刚健，日升日落，四季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们查阅《四库全书》，说“卦辞”者，先见于晋杜预注《春秋左氏传》：“且其繇曰利建侯。注：繇，卦辞。”《隋书·经籍一》记：“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第四论卦爻辞谁作。”唐陆徳明録《经典释文·注解传述人》：“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 宋刘恕撰《资治通鉴外纪》曰：“纣囚昌于羑里，昌为《易》卦辞。”宋苏辙《古史》曰：“文王方幽囚忧患，乃因古八卦为六十四，为之卦辞、爻辞，谓之《周易》。”历史事实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在晋杜预之前，似乎还没有“卦辞”的说法。

《郭氏家传易说》曰：“先儒以文王卦辞为彖辞，盖以孔子不当自言‘观乎彖辞，则思过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论一卦之象，及释文王之辞，非孔子之《彖》则卦象与文王辞不可通矣。盖文王之辞旨意深隐，出于忧患之言，虽使知者观之，岂能思过半哉！必观孔子《彖》辞，然后一卦之义有思过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后世，欲学者先尽心于《彖》，然后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辞。则思过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学文王易之要法也。”清代四库馆臣于《郭氏家传易说》提要中曰：“（郭）雍又不以卦辞为彖，而谓‘观乎彖辞’者，即孔子自谓其《彖传》。是说为世所非，盖循王弼本之误，不识古本，故至于此。”魏王弼《周易注》对《彖传》皆作“彖曰”，如“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等。王氏又于《周易略例·明彖》中曰：“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显然，在四库馆臣看来，郭雍乃“循王弼本之误”，以《彖传》之辞为“彖”。正确的看法当以“卦辞”为“彖”，乃为世所宗。

宋吕祖谦编《古周易》内有南宋“河南吴仁杰书”一篇，曰：“按，汲冢书有《周易》上下篇，而无彖、象、系辞，陆徳明释孔壁所得古文，传为十翼而不言经。然则十翼之作，其初自为篇简，不与《易经》相属。此冢壁之藏，所以各得其一欤？”又曰：“以《易》考之，乾者，伏羲之卦也。‘元亨利贞’者，文王之彖也。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以下，此孔子所述彖之传也。”

今见通行本《周易·系辞传》言“彖”者有四处：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

（《帛书周易》①：“缘者言如马者也，肴者言如变者也。”）

朱熹《周易本义》：“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谓爻辞，周公所作。”

彖者，材也。

（《帛书周易》：“缘也者，制也。”）

朱熹《周易本义》：彖言一卦之材。

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帛书周易》：“知者观亓缘辞而说过半矣。”）

朱熹《周易本义》：知者之知音智。彖统论一卦六爻之体。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帛书周易》：“八卦以马告也”、“极天下之请存乎卦”、“圣人之请见乎辞”。）

朱熹《周易本义》：象谓卦画，爻、彖谓卦、爻辞。

显然，孔子言“彖”，并非指十翼中之《彖传》而言。朱熹之注“彖谓卦辞”，为能得其本义者。《易学启蒙·考變占第四》曰：“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彖辭，為卦下之辭。”其后元胡炳文于《周易本义通释》中释乾“元亨利贞”曰：“文王所系之辞，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辞者也。”又曰：“《易》六十四卦，彖辞三十四卦言贞，然则不贞者，固不可以占也。”胡氏亦谓“卦辞”为“彖辞”，明显与“孔子所作《彖传》”加以区分。

今有学者将“彖”、“彖辞”与《彖传》混而为一，不认为“卦辞”既是“彖”或“彖辞”。甚至谓《彖传》为“孔子以前的易学文献”，最早成书于“西周时代”。

如果说“彖”或“彖辞”既是卦辞，当然产生于孔子之前。可是以今见《彖传》的内容论证其成书于“西周”，则缺乏历史证据。

《帛书周易》里面与今见《彖传》内容有关联的有两条：

其一，子曰：……涣之缘辞，武而知安矣。（《易之义》）

《帛书周易》涣卦辞曰：“涣，亨，王叚于庙。利涉大川，利贞。”显然孔子是指这句“缘辞”而说其义是“武而知安”。如果说这是孔子指涣卦的《彖传》辞而言，则《帛书周易》中无之。今见通行本《周易》涣卦的《彖传》辞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这又如何能以“武而知安”概括之？

其二，子曰：天道毁盈而益嗛，地道销□□流嗛，□□□□□□□□□亚□而好嗛。嗛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损者也。（《缪和》）

今见通行本《周易》谦卦《彖传》辞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帛书周易》之中只有这一句与今见《彖传》内容有关。足见战国竹简《周易》中少有与今见《彖传》有关的内容。而此数句述嗛卦义仅有之言，当为后来《彖传》所引用。倘若战国前既有《彖传》，《帛书周易》抄录的底本何以不照录之？当思之。

缪和学《周易》问孔子在先，后人整理孔子论《周易》文字在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由简到繁、由杂乱无章到顺理成章的过程，《易》文化的形成也不逃这一过程。愚见，今见《彖传》的成书在《帛书周易》之后，就是说在汉文帝之后。

注：①本《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廖名春教授《帛书周易》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