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两字的原始意义、阴阳概念引申（阴阳两字的原始意义,阴阳概念引申）

阴阳两字的原始意义、阴阳概念引申

阴阳两字的原始意义，主要是指日光的有无或日光能否照射的地R，由此引申，常用以指阴寒与温暖的气候。如《尚书，禹贡》*“南至于华阴”，“至于岳阳％阴指山之北，阳指山之南。《诗经大雅公刘》：“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直到西周末年，.伯阳父才把阴阳作为天地之气，并用以解释地铤的成因。他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阴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溪（《国语周语上》）。伯阳父一方面把阴阳二气的对立斗争看作是发生地震的原因，认识到自然界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又把阴阳失序看作是人事干扰的结果，由此引起的地簏是天神要灭亡一个国家的征兆。可以看出，伯阳父虽然推进了阴阳观念的发展，使之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却没有割断天神与人事之间的幻想联系，冲破西周传统的天命神学思想的束缚。

春秋时期，随着人文的理性思潮逐渐兴起，阴阳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周内史叔兴对陨石和六鹚退飞的自然反常现象解释说：“是阴阳之亊，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叔兴的这种阴阳观念与伯阳父相比，有了明显的进展，就其思想倾向而言，是与传统的天命神学相对立的。《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梓慎与昭子围绕着对日食的解释产生了一场争论。梓憤认为日食是阴胜阳，将要引起水灾。昭子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只会引起旱灾。因为过了春分阳还不能胜阴，将要积聚起来，恶性膨胀，这就不是引起水灾，而是旱灾了。梓慎和昭子的说法都缺乏科学的根据，日食和水旱灾害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两人都摆脱了天神观念的束缚，纯粹从理性的角度运用阴阳这对范畴进行推论，这就有可能根据实际的结果来检验推论的正确与否，使阴阳学说逐渐完善精密，发展成为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础。

春秋末年，范蠡把阴阳范畴提到天道的高度来论述，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哲学意义，代表了当时阴阳学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口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范蠡认为，天道是非常明显的，它就是日月更迭和四时代谢所表现的规律。日走到尽头，第二天又周而复始，月到盈满之时，就开始一点点亏缺，四时也是这样循环交替，发展到顶点，就要向它的反面转化。究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就是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变化，因为阳发展到极点就变成阴（阳至而阴），明发展到极点就变成阳（阴至而阳）。这种阴阳变化的规律叫做“阴阳之恒”。恒即恒常之意，也就是变中之不变。范蠡的这个思想和《易传》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完全相通的。

但是，范蠡的阴阳学说和当时的易学并不相干，而且也无意于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与天命神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这种情形是和春秋时期新旧交替的总的历史特点相适应的。当时“学在官府”的局面没有打破，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精神生产能力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祝宗卜史，另一类是卿大夫。这两类人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不同，本身并没有制造思想体系的霈要。他们只是就事论事，对一些个别的具体的问題发表议论，提出看法。但是由于他们身居髙位，许多现实的问题和新出现的情况纷至沓来，逼得他们去思索，去处理，也最容易感受到时代的气息，所以也往往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某些创新的思想。这种创新虽然客观上是曲折地反映了人文理性因素的成长，不同程度地动摇了传统的天命神学的统治地位，但是就提出创新观点的本人来说，主观上却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与传统的天命神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只有一些零星断片的创新的观点0

f对《易》的革新、阴阳学说的孕育成熟以及统一的《易》道的形成，都是通过战国时期思想家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具有另一种特殊的性格，和春秋时期的那种身届高位而与传统习惯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祝宗卜史、卿大夫完全不同，他们属于士阶层，即普通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的动乱时代，脱离依附状态而游离于传统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之外，因而获得了祝宗卜史、卿大夫所无法想象的思想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独立。他们都是一些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以整体性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他们力图凭借自己的理性来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统一性的原理，使当时分崩离析的社会重新凝聚起来，建立在更加合理的理论基础之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不能像春秋时期的祝宗卜史、卿大夫那样，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某些个别的现实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必须制造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所谓思想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是在外延上包容自然与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种褒括天人的整体之学；第二是在内涵上有一个核心观念，冇一个可以解释各种现象的一以贯之的总的思想原则。就这两个特征而言，宗教与哲学都是同样具冇的，都可以称之为思想体系，只是从内涵的理论基础来看，一个是立足于神学的信仰，一个是立足于人文的理性。由于西周的天命神学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成型的唯一的思想体系，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不能不把它作为自己唯一可以依据的思想来滤，所以他们为了制造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多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即一方面继承了它的那种襄栝天人的整体之学，另一方面则极力把它的核心观念从神学的信仰转化为人文的理性。这个转化的过程是进行得相当艰苦的，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斗争过程，我们从先秦的每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身上都可以看出这种斗争的痕迹。僑家的创始人孔子当然没有完成转化的任务，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也没有完成。所谓孔墨显学，不过是介乎哲学与宗教之间的思想体系。直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第一次把道凌驾于天之上，这场斗争才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正是通过道家的努力，阴阳才从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发展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起着支撑点的作用。比如《老子》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田子方》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馬。”道家的最髙哲学范畴是道而不是阴阳，但是他们援引阴阳这对范畴描绘了自然的和谐，揭示了自然的规律，从而建立了一个与传统的天命神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这种做法对其他的一些哲学流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比如齐国稷下的管仲学派就是接受了道家的影响，用阴阳范畴来表示天道运行的规律。《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I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不谈阴阳，但是儒家的后继者苟子却接受了道家的影响，用阴阳范畴彻底期除了天的人格神的含义，恢复了天的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荀子礼论》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战国中期以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在天道观方面掀起了一股自然主义的思潮，阴阳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被各家普追釆用。曷学与阴阳学说相结合就是受到这股思潮的强大影响才得以实现的。《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这是说，《周易》思想的核心是阴阳学说。《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说，《易》道的思想梢餹是一阴一阳。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阴阳学说并不是原始的卦画所固有的，也不是《周易》的经部提出来的，春秋时期虽然出现了关于八卦的卦象说，却没有人用阴阳来解释《周易》^因此，为了准确地理解《周易》的这个思想的核心或精髄，必须联系战国中后期思想领域总的发展趋势，充分估计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对各家所产生的影响，而不能孤立地就《周易》本身来论《周易》。

《易传》的作者接受了当时流行的阴阳学说，不仅用阴阳范畴来表述天道，而且也用它来表述地道和人道，也就是说，它并不停留于用阴阳范畴来建立一个自然哲学，而是进一步把阴阳范畴发展成为一个核心观念、-个总的思想原则，用来建立一个统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说卦》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r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对《易传》思想体系的最完整的表述。其中所运用的一些范畴不见于《易经》，而是广泛地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中采擷而来的。拿天道、地道、人道三个范畴来说，第一次把它们连起来使用的，是管仲学派。《管子霸言》：“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遒〃”仁义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最高范畴，孔子只是分别论述，孟子才第一次连起来使用。《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刚柔始见于《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指的是为人的两种品德。到了老子，才第一次用来表述普遍性的哲学原理：“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由此可见，《易传》的思想体系是总结了多方面的认识成果，反映了战国时期人类所达到的先进的思维发展水平o也只有根据这种较高的思维发展水平，《易传》才有可能对《易经》的象数与义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宗教巫术的性质。